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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左书苑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山东三年来文化事业的一部份——考古与存古(王献唐)  

2016-12-25 17:07:34|  分类: 随笔札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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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立民众教育馆近来刊行马东泉的一本《鲁谚》,内有两句话:“千年荒地无人耕,耕起来有人争。”

这两句话,真是山东近三年保存古物运动整个的写照。三年以前的古物,只是私人收藏;公众方面,不但无人耕,并且无人过问。现在是耕起来了!并且有人争了!

保存古物运动,在前清乾、嘉两代,山东方面,是最热闹的一个时期。“上有好者,下必有甚者焉。”当时几个好事而研究金石的,如阮芸台、翁覃溪、黄小松、孙渊如,都在山东作了几年的官,既有钱,又有势,以其“雷霆万钧”的政治地位,发号施令:搜集、访求、保存、研究;同时地方上也出了桂未谷、李铁桥,一般好事的金石家,帮着他东寻西找。结果,济宁、曲阜各处的汉魏六朝石刻,都搜出来了。肥城、嘉祥、金乡的汉画石,也都找出来了。一方面建屋保存,一方面椎拓研究,最后阮芸台又作了一部总账式的《山左金石志》。这一段落,可名为山东古物公共保存运动的第一个时期。

乾嘉以后,山东地方上,曾出了几个金石专家,如:诸城的刘燕庭、李方赤、王戟门,潍县的陈簠斋、郭申堂、高南郑,日照的许印林,利津的李竹朋,海丰的吴子宓。他们都是私人收藏,或只考究文字制度,于公共保存运动,并不发生影响。甚而至于化公为私,把公共的物品,攫为己有。同时几个客籍,如李山农、宫子行等,也被他捞去许多。最后端午桥在两江总督任内,大搜金石,一般官迷,便由山东盗去了一部份,运动放缺。西方的德国,也陆续买的不少。

宣统末年,山东图书馆成立,湖南罗顺循以提学使兼图书馆提调。当时有一位好事的幕客,叫作姚柳屏,帮助着罗先生,作了许多事业。第一步先在图书馆成立了金石保存所,第二步便以提学使的威权,到各县搜罗。汉魏六朝石刻,先后得到了四十多种,并将藩库旧存的磁器铜器,一网打尽,送到图书馆去。同时各县古物,有过于笨重不能运馆的,便想法调查保护。最后也出了一部总帐式的著作——《山东古蹟调查表》。(古物?)

我们敢说:姚先生的确是前清末年肯牺牲,肯努力,而有公德心的正牌学者。他给图书造下深厚的根基,他给山东文化保存了一部份重要史料;结果被张怀芝三百军棍,打到北平,便生生的闷死了!同时一般“醉生梦死”的山东人,“姚柳屏”三字,便在他的脑海中,渐渐忘去,——除了几个亲密的老朋友。

肯担任文化重责的人,并不计较一般无知识的批评,也不管身后的是非;忘了也罢,不忘了也罢,都与姚先生无关。但是我们走到金石保存所去,在在看见姚先生一点一滴惨淡经营的心血。设若中国尚有人肯在古物方面研究山东文化,便忘不了姚先生;而姚先生的心血,也或永永渍在他们的脑海中。

这一段落,可名为山东古物公共保存运动的第二个时期。

民国初年到十七年,政府及社会方面,不但没人继续其运动,并无一人肯分出升官发财的宝贵时间来注意此事,各县古物古迹之销毁,东西外人之收买出口,都与他们升官发财无关,当然不肯过问。即偶然听到销毁出口的报告,也许叹一口气,装作十分关心的样子;但是与他们真正的心,尚不知相隔几千万里。

本来这种运动都是呆子而好事者作的,呆子存则政举,呆子亡则政息,十七年前山东的政治社会,一般人太聪明了。聪明的结果,便不肯作此与自己无利益的文化事业。

从前我们曾想:也许是当时作保存运动的人太单调了。他们应该作普遍的群众宣传,使全体社会,共同醒悟,共同保存;将他个人的志愿,分化到多数人心里去;将他本身的责任,分担到一般人身上去;继续造成无数的呆子,永远不断的运动,宣传,保存,研究。但就现在看来,这是一种空想,事实上并办不到。因为一般人的心,被升官发财四个字完全薰透了。他们既没有陆判的手段,那能将一般人聪明的心,摘去换上呆子的心!

我们可以不客气的说:从民国十八年到现在,或者是这种运动的复兴时期。因为有几个稍含呆气的机关,不怕一切困难,不管一般讥评,来猛力的干;干的结果,居然被他们收到一点效果。我们更可不客气的说:能代表这种工作的机关,只有两个:一是山东省立图书馆,一是中央研究院和山东省政府合组的山东古迹研究会。在十几年间,山东省政府虽有古物古迹保管委员会的组织,因为没有正式成立,无工作可言。

图书馆与研究会的性质地位不同:一是供给一般民众使用的,工作目的在保存;一是在自身方面求发明的,工作目的在研究。他们的立场虽不同,而其最后的归宿,并无差别;同时与一二两期的运动,也截然各异:

一、从前仅是学术的单纯研究。现在是以总理的民族主义为出发点,要在正确的研究之下,认识我们祖先固有的智识能力,一齐恢复起来;同时还要吸收世界文化,发挥光大,不落人后。

二、从前仅是片面的价值保存。现在一方面要顾及自身的文化危机,一方面要抵抗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阴谋。

总之,前次是消极的,现在是积极的;前次是片面的学术问题,现在是整个民族问题。换句话说,就是要:共同努力,为自己中华民族的文化,图生存,谋发展。

图书馆和研究会,都负有这种使命。不过图书馆的工作,是要在民众身上表现的;研究会的工作,是要在自身研究表现的。所以说:最后的归宿,并无差别。

在这种运动开始的前期,尤其是图书馆,受了很大的打击与阻力。一个微弱的文化机关,既没有乾嘉时代一般大老的威燄,更没有提学全省的权势;同时“捉襟肘见”,千苦万苦得到一点经费,不够片时的支配,实在谈不到搜罗保存;因为每一件有价值的古物,动不动的论千论万。

各县的公共古物,本来是弃置无人过问的。但若图书馆一要蒐集,各县民众便认为无价之宝,自己起来闹着保存。其实图书馆的使命只是求保存,并不计较在省在县。如果各县民众能自己保存,岂不省事惜财!结果,所谓民众者,不过大嚷一阵,事过景迁,便无人去理。微弱的图书馆,更不敢违背民众公意,迳自作去;因为没有相当的力量,为之保障;而所谓力量者,亦只是例行公文,敷衍了事。

至于私人收藏,更是非钱不可了。不但私人,即是民众自己要保存的公共古物,果然有钱运动他们的首事庄长,也没有办不通的。“妙手空空”的图书馆,那有如许财力!

保存!保存!话是容易说的,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肯干,干起来,便有许多困难应运而生。稍含呆气的图书馆,便在许多困难中碰几次硬钉子;尤其是自命智识阶级的一般社会舆论,用了一顶舶来品的新帽子,压的他们难受,直难受到现在。

现在先说研究会的工作:

古迹研究会,于前年去年两年中,在历城龙山城子崖发掘过两次;大致已告结束,工作报告也不日可以出版。

现代中国新史学,最大的公案,就是中国的文化原始问题。要研究这个问题,当然要靠史料。书本上的史料,差不多已找遍了;更要进一步,从地底下找史料。近几十年,由秦汉而商周,一步步的往前直追,现在已追到商朝了。有文字的史料,固然是好,无文字的器物,也可从他的制作上,看出当时的风尚习惯,及一切生活状态、工业程度。

商朝晚期铜器,我们就殷虚发现的证明,差不多已进到极高的境界,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用石器的习惯。愈往上追求,当然是铜器渐少,石器渐多,直可以早到只有石器,没有铜器的那一个时代。这一点,绝不是商朝晚期的殷虚所能证明,也必须从这条路上,往上追寻,才能得到中国早期文化递嬗的痕迹。那么甚么地方可以寻到这种史料?也很艰说,差不多凡有石器出产的遗址,都可以供我们研究。

近年几个石器时代的遗址,如山西、河南、奉天、甘肃,发现了一些彩画陶器,与中亚、小亚细亚,以及东欧所出的,都有若干相似处。一般外国考古学者,便根据了这些彩陶,说是中国文化原始于中亚,并发表了几部著作。我们看见,似乎不甚十分甘服:因为带彩陶器发现的地址,只是中国的一部份;究竟内部各处是否都与他一样,这是大问题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自然要择几处石器时代的遗址,来发掘,证明。

城子崖不但有石器的遗存,并且出了许多与他们不同的单色陶器。古迹研究会第一步的发掘,便毅然决然在城子崖下手;因为他是解决这两个问题,比较的一个适宜的地址。

果然两次发掘的结果,被他们达到预悬的目的;并且在城子崖,发现了三个文化层:第一层是隋、唐,第二层是商、周,第三层是完全石器文化时代;而第二层的城墙基址,也都被他们找出来了。

隋唐时期的文化层,我们尚不十分注意。第二层出了一些铜器、粗陶器、骨器、卜骨,在在与殷虚发生连索关系,证明他是商末周初的一个时期。在这一层下面,出的有很精细的黑色、白色、红色陶器;有斧、钵、镞、刀、铲,各类的石器;有锥、针、簪、砭,各类的骨器。这个石器时代的文化,差不多是构成中国早期正统文化一个重要成分,与他处石器时代的文化,都有好多不同处;并且可以看出当时生活习惯,及各种工艺经济情形的大概。我们相信:这两次发掘,他们研究整理的结果,最低限度,能替山东早期文化解决好些问题;并且可以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,加些极重要的材料。

他们预定在秋间开始,便要着手发掘临淄。临淄是山东唯一无二的宝藏,将来的发现,或者比这次还要重要。沉沉的山东,忽然有人谈到文化问题,并且在实际上肯努力去干,不能不说是一种呆气的表现。但是大家要记着:世界上的学术,也无一不是从呆子手里造成的。

现在又轮到图书馆了。

三年以来的图书馆,很作了一些搜集保存工作。他们最注意的,是收买海源阁藏书,和潍县万印楼的藏印。跑来跑去,终是随着经济条件,不能解决。但有时在经济条件以外,运用种种手腕,得到一部份重要材料。

第一是汉画石。他们原有一部份汉画石,近年又从滕县、青州、潍县、济南四处,一总搜集了五十四块,开了一个汉画堂,陈列在里面。尤其是滕县画像,本来是美国教会在他私有地内掘出,豫备着放在自己图书馆里的。他们说了无数好话,便承美国教会好意的赠送;同时又感动了好些人,捐了一批,发掘了一批。我们就这堆画石,很可以看出汉代鲁南、鲁西两个空间的异样作风;并可以看出当时石工的技术。要考究古史,和古代的衣冠、车器、礼制、社会的生活状况、车战的情形,差不多都可以在汉画堂内得到一些正确的史料。

第二是砖瓦。中国古代的金石家,最初不甚注意砖瓦,宋朝的洪景伯虽在《隶续》中著了五块,仍是一种附属品。到了清朝,大家便鼓吹起来;除了附带研究的不算,专门讲砖瓦的著作,据我们所知,已有十几种。要讲物品真确、文字精雅、花样美富,恐怕任何那一家,都比不了潍县的高翰生。他以生平全副精力,收藏砖瓦,据说前后所得,共有一千多份,检了不重样的五百多份,拓成一部《上陶室砖瓦文捃》。在翰生先生身后,去年春间,有意出让,图书馆曾到潍县接洽了一次。后来被日本商人暗中买去,运到青岛,在车站上查出。那时有人看见,写信告诉图书馆,说内有一块刻着“单于和亲”字样。图书馆便决定是高氏砖瓦,因为山东除了上陶室和栘林馆外,没有藏这块砖的。即时报告教育厅,又连发了两个电报。后来亏了教育当局的斡旋,便把他运到图书馆保存。这批唯一无二的砖瓦,文字、图像、花纹、体式、质料、范刻,在在可以考见秦汉六朝一个长时期陶工技术的演化,和社会习俗的嗜尚;并可以看出空间时间交互的嬗变,和一般人使用的方法、类别。现在要研究中国古代陶类文化,这当然是最丰富最宝贵的史料。他们已经把他拓成专书,正在编著考释。

第三是古钱。清代山东有几个古泉专家,如初渭园、刘燕庭、李竹朋、王戟门等,都有著述行世,现在大半是佚失了。历城的马国翰,专在学术上做辑佚工作,同时也好收罗古泉。到了晚年,便把他所收的一千余品,作成考释,连钱都嵌刻在板上,又著了一部《红藕画(花?)轩泉品》。后来归到他女婿家章邱李氏。前年冬间,图书馆从李家购到六百一十版,继续蒐求,先后收了七百二十四版,虽不能十分完全,大致也差不多了。现在于汉画堂上,别辟一室,陈列此项钱版,并将一切讲古钱的书籍,放在屋里,可以同时参照研究,房屋的名称,便叫做罗泉楼。更把钱版著录的文字,综合泉品,作成一部《玉函山房泉录》,不久便可以出版。

第四是书籍。图书馆的善本书籍,经过三年的努力,已收到一千多种。最重要的,是清内阁大库藏书和海源阁散出的一部份。各处的明本道藏、佛藏,前后也收的不少。他们更注意于山东方面自身的文献,如刻本、稿本、底本和金石拓片,大致也算应有尽有。在不明了内容的,或者觉得太偏于山东和中国方面了。不过这是经济问题,同时也是他们的工作步骤问题。他们豫定的程序:除了一般普通读物以外,要先从山东方面收起,继续推到他省,再递次而推到外国。现在大致已走到第三步,开始收买外国书了。因为他是中国而且是山东的图书馆,有他特殊的立场,不能不在名实方面注意。

除此以外,他们三年来所收的金石书画,也有几百件,限于篇幅,不能细述。他们现在正要综合新收旧藏,作成一种有系统的纪述:在金石方面,编著《金石志》;书画方面,编著《书画志》;善本方面,编著《善本书志》。详细内容和价值,要在这三种书内,方能看得出。

以上研究会和图书馆各种工作,都是他们职分内应当作的,算不了一回事。我们要离开他们本身,看他在社会上发生的影响和效能。

在民国十七八年,山东社会一般人,对于古物古迹,不但是不注意,并且在打倒偶像的时候,连累而摧毁了许多。他们误认一部份古物古迹,是专制余孽的代表,不必蒐藏,也不必存留。近三年来,的确好得多了,也或是大家破坏兴头已过,这套把戏,一玩再玩,有点厌烦。但从大体上看,总是受了他们公共保存运动的影响,我们有证据:

第一,去年图书馆开过“砖瓦图书展览会”后,便有两个人写信给他们,说是受了展览会的感动,请愿帮助图书馆搜访古物。果然在炎热的天气中,他们不避劳苦,到处蒐寻,最后竟在三个地方,得到了一尊北齐造像、一座陶象,不受丝毫报酬,也不露真姓名。

第二,新城的胥先生和临淄的顾先生、历城的刘先生、日照的王先生,也都致函图书馆,将家藏的一块梁碑、两块明碑、一把周剑、两块汉砖,捐到图书馆,说是愿意归公家保存。

第三,去年青州两次出了十几件有文字的周代铜器,日本人已出过很高的价额。当时有人写信告诉图书馆,由图书馆分函青州县府和教育局,设法收回,归教育馆保存。第一次是如此,第二次也是如此。

第四,某县某某,盗卖公共的六朝铜佛,有人不平,告诉图书馆,设法禁止。因为写信的人恐受连累,不便宣布姓名。

第五,德州、青州的《大藏经》,抛在破庙里,无人过问。自掖县《大藏经》案发生以后,两县的教育当局便很敏捷的收到图书馆去,保存起来。并且影响到直隶,有两县的教育局,写信给图书馆,询问保管编藏的方法,因为他们也都作了一次同样的工作。

第六,从前图书馆收到捐赠的书籍,只是个人,或是他们祖先的著述,绝没有大批捐赠的,现在却不然了。去年一位钱塘汪先生捐了一千多册,又有一位德国朋友茂福兰先生也捐了一批,价值约在七千元以上。今年除了曾先生捐了一批医书外;河南扶沟柳式古先生,把他祖父遗存的书籍,全部捐到图书馆去。现在已收到六十九箱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一册,尚有二十多箱,因为债务的纠葛,尚未完全解决;这总算是山东图书界的破天荒了。

第七,昌乐新出了一个东汉建安年间的石蛟,物主无条件的捐赠本县教育厅。

此外关于这一类的事件很多,不必细说。固然,这是一般人爱护文化一种公德心的表现,随时随地都可以办到,未必尽与保存古物运动有关。但是我们可以反证,为甚么从前没有,而现在有呢?为甚么从前听其废置,而现在注意保存呢?公家服务人员或可说是受政令的支配,私人尽可以随便,为甚么也纷纷的蒐集捐输呢?我想是这绝不是偶忽的凑合,必有一种发动的主因;主因所在,恐怕就是图书馆和研究会在社会方面一点小小的效能罢。

现在已到了“耕起来有人争”的时期了!某某两县交界的汉画石七八十块,为争几乎动了打架。某县的某碑,硬被一位先生扣住不放。某县的几块汉画石,抛在破庙里,不准图书馆搬移,要自己保存。结果,有人送了两块画像拓片给图书馆,说是要卖,仔细审查,还是那两块。最可笑的:有人造了两块汉画石,故意的间接向图书馆报告,说是要卖给外国人,希望图书馆收买保存。谁知一看拓片,却是两只赝鼎。五花八门,万变而不离乎利者近是。

好了!有人争了!要争便知道宝贵,既知道宝贵,便不肯毁坏,这也算保存古物运动中一个不幸之幸。

末了,我还有几句话:考古和存古,仅是文化事业的一小部份。研究会和图书馆,为自己的责任立场,不能不研究,不能不保存。其实这种工作,在现在的国际情形之下,是“鱼游釜中”、“燕巢幕上”的工作;苦心孤诣蒐集研究的结果,不够人家使大炮轰的!并且是不够人家使火车拉的!所以要澈底保存,必先有澈底的保障,不准人轰,不叫人拉。

我奉劝大家:日后考古存古的工作,只可让几个主管机关去做,由几个呆子去研究,给中华民族留个种,不至于断后罢了!一般有志气的青年,还得打起精神,从根本问题澈底做去。等到解决了以后,再回头发扬文化,文化方有保障。现在实在是谭不到,更不必纷纷扰扰的去争;即便是争到手,也带不到坟墓里去;转不如让给几个主管机关,暂且保存,以待将来。

甚麽是根本问题?我想除了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,没有第二条路吧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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